Kaveney, K., & Drewery, W. (2011). Classroom meetings as a restorative practice: A study of teachers' responses to an extend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School Disaffection, 8(1), 5-12.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一所將修復式正義對話與面談全面融入班級經營的紐西蘭中學。並且以訪談的方式收集該校教職員對於修復式正義實施後學生變化的回饋意見。

該中學在實施修復式正義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別召開了75次和98次的班級會談,其中有41名教職員參與。本研究對該中學內四位曾經參與四次以上、同一班級所召開之班級討論的教師進行深度訪談,探討教師對於該方式實施前、實施後,對於同一個班級(教學環境)變化的感受。深度訪談聚焦於下列幾個核心問題:班級會談對於教室氣氛和學習氛圍的影響、班級會談對於師生關係的影響、教師觀察到的個別學生變化。以下是比較重要的幾點教師回饋:

 (1)透過教師之間的分享,第一年任教的教師從本來的孤立感、無助感,變得更有自信,並且透過和學生之間的感受分享,教師認為和學生間能夠較為相互理解,教室管理也變得較為容易。其中可以看出,不僅是學生需要社群的支持,教師也需要(特別是對任教第一年的老師而言,和同事之間分享教學心得,能有效緩解他們在面對班級管理問題時的緊張感和疏離感)。

 (2)隨著愈多次的班級會談舉行,教師對於推進討論的手法會愈加純熟,會談的討論也會愈來愈深入(從一開始關於學生態度的討論,到後來可以進行關於學生學習情況的討論)。

 (3)所有的受訪者都指出,會談的實施讓學生對自身的態度和行為有更高的自覺性,也增加了學生在學習上的踴躍程度(更多的課堂回饋、更高的作業的完成率、更好的學習態度)。

 (4)教師回顧學生對於班級會談的態度,仍有學生對會談抱持不確定或是反感的態度,推測原因在於學生仍把修復式的會談當成一種規訓(但不是處罰)。意即,若修復式正義淪為對學生進行行為管理的工具,那不啻為一種處罰,且也容易使得這個處理方式的效果降低。

 (6)人們在當權者與他們協做完成一件事時,會比當權者單獨決定並施加一件事在他們身上時,表現出更高的合作性、生產性,也更容易改變他們的行為。

  • 2020-11-01